新教是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形成的一系列新的宗教派别的统称，其中的重要教派有路德宗、圣公会和加尔文宗。新教的德语意为抗议者（Protestantismus）以示新教是对原来的罗马天主教的反对和改革。新教教派甚多，包括卫斯理宗、公理会、福音会、宣道会、清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福音派、灵恩派、布道会、五旬节会、门诺会、循道公会、神召会、基要派、再洗礼派、贵格会等。人们为叙事的方便将他们统称为新教。新教改变了先前天主教的“神统”主义教义，提出了新的伦理诉求，给“人”确定了一定地位，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尤其对现代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一、新教的伦理旨趣 新教伦理起源于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欧洲的市民社会关系和人文主义思潮。当时的欧洲封建社会逐步瓦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资本主义对市民社会有很强的诉求，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和人员的非流动制对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形成产生了巨大阻碍。市民社会要求新的生产观念与生产关系。人的价值取向在封建社会往往是世袭的政治权力下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占有量。它排斥和弱化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但是市民社会人的价值取向却正好相反，人们反对世袭，主张个人奋斗，肯定个人的创造能力，人创造财富和拥有财富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追求财富是符合道德的。这种价值取向在思想中表现为肯定人的尊严，追求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这种以人性论为核心的思潮在当时成为主流意识和时代精神，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领域，当时在欧洲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也不可避免。在教徒中引发了关心现世生活与坚守传统信仰的矛盾。这一矛盾直接体现为天主教的冥想式修炼方式否定了世俗劳动及其劳作所获的社会财富对信徒升入天国的价值与作用。与此同时，欧洲的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海外扩张掠获了大量财富，改善了人们的尘世生活。那些人的迅速致富产生了马太效应，大大刺激了人们拥有财富的欲望。彼岸生活被现世财富大为冲淡。连教会内部都在提高税收和出售免罪符以赚取财富。在这一背景下，宗教改革、新教伦理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改革取得重大成果。 二、新教伦理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伦理的价值取向是指对现象或事物对社会生活功用的道德评判。有利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现象或事物就是好的或善的；否则就是坏的或恶的。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要求与社会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人在不同发展时期对生活的需求与所处的环境也紧密相连。人们对现世事物有用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新教伦理是十六世纪在基督教信仰中人文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它要求关注人的现世生活，人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人是根本。人通过世俗劳动获得财富使生活更美好。那些有利于人的生活和社会良性发展的观念与行为都是善的。人们要过上好的现世生活需要世俗劳动，需要积攒财富，需要诚实经营和合理盈利。新教伦理认为，逃避世俗劳动，逃避现世责任与义务的行为是缺失爱心的利己主义行为，它将丧失进入天国的资格；信徒积累财富的多少和从事劳动的天职的履行程度是他们进入天国的评判标准。新教的这些教义将信徒从原来的虚妄冥想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的关注焦点由神圣转向世俗，从天界转向人世，从虚妄的精神活动转向务实的物质生活。新教的天职观认为，世俗劳动是上帝规定的每个人的天职，任何人不能逃避现世生活中的这一义务，上帝会因为人们履行这一天职而喜悦，辛勤劳作是人们取悦上帝并获得拯救的唯一方式。不从事现世劳动，即使成天在教堂清修也难以得救。在世俗劳作中，根据上帝的安排，职业没有贵贱区分，每份职业都具有同等价值。新教的财富观则认为，诚信经营，合理盈利，勤劳致富是上帝的命令；个人是上帝所赐财富的管家和受托人，因此人们所赚的财富不能进行个人的奢侈消费，否则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将关闭他的得救之路。 新教的天职观和财富观是最有特色的新教伦理思想，它通过对世俗劳作是通向天国的必经之路的教义表达，肯定了劳动和财富的现世作用与晋升意义。使劳动、财富与信仰有机结合形成互促关系，彰显了辛勤劳动和创造财富的价值和意义。认可人为生存、生活所从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人在满足衣食住行的生活需求时的劳作中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各种观念形态的合理性。新教伦理的实质是它以信仰这一超越和隐蔽的方式宣示了人性和人的需求的合理性，天国与上帝仅仅是促使人们辛勤劳作，积攒财富的终极力量，它以宗教的形式约束个人行为，强化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它赋予职业劳作、诚实盈利、勤劳致富、节俭用度以伦理意义。新教自形成以来一直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它在促进西方社会世俗化进程，加快资本积累，维护市民社会的运行秩序上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塔尔科特·帕森斯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在社会行动系统中）对行为发挥了影响的不光是“经济力量”，而且还有观念和价值观。[1] 三、新教伦理对现代体育的促进作用 新教伦理改变了人们的身体观。身体是个人从事尘世劳作的工具，要获得巨额财富，必须珍惜身体，尊重身体。身体和精神在新教中本身就不矛盾。新教伦理使人们摆脱原天主教对身体理解的错误，人们再次认识到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人类时人的神圣和身体的神圣。肉体因为上帝的型塑而尊贵，上帝塑造的人的肉体是为了人更好地为上帝服务。宗教改革的领导者马丁·路德金认为，只有健康的肉体才能为宗教服务，保持身体健康是每位基督教信徒的天职。……禁欲训练是为了战胜不贞，但不可违反人的天性，若禁欲活动有伤身体，便应当停止，按健康的需要去吃喝睡眠，不管与教会的律令是否相悖。[2]路德金反对通过虐待和鞭笞身体来拯救灵魂，主张教徒们保持身体健壮，认为人们应当拥有有益和高尚的身体运动。这些主张把人的肉体的重要提到一个与宗教中精神同样重要的高度，使肉体和灵魂在人们的心目中获得了平等地位，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促使人们对有关身体和身体活动进行研究，使挖掘潜能，释放人性的体育观有了形成和发展的空间。 新教伦理将个人事业与宗教信仰的结合使人们坚信，努力拼搏，勇于进取，不断成功是进入天国的门径。它刺激人们去追求美好的尘世生活，以期为接近上帝铺好前进的道路。不畏艰险，应对挑战，超越自我不仅是人追求更多财富的要求，在身体本身的活动中，它转化成了竞技体育的精神。先前鼓吹的承载上帝形象的肉体在体育中不断得到强化，日臻完善，就像古希腊人以身体的卓越来接近神一样，身体锻炼再次获得崇高的神学色彩，身体又一次融入信仰之中。这为身体运动的崛起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前提。 新教伦理宣扬人和上帝之间形体相同，彼此没有更为权威的实体。那么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使人的身体不断获得更高的技艺和更强的技能，身体不仅可以与上帝之体相近，身体的能量也可以无限接近上帝，人们是否可以一种方式来实现这种可能，使人体一直处于更高更强的状态，不断缩小与上帝之间的距离，这可能就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更快、更高、更强”的宗教内涵。[3]宗教改革和新教伦理对现代体育，尤其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宗教改革和新教伦理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个人潜能在财富的引诱下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个人奋斗，艰苦拼搏成为人们的追求。在完成巨大财富积累后，社会上出现了新的富裕阶级，他们在劳动之余开始渴望高雅的健身运动。这为现代体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宗教改革和新教伦理加速了人文体育思想的传播。随着宗教改革的扩展和新教伦理的传播，人们对体育已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如人们已经不再把身体和灵魂视为相互对立的关系，尤其是抛弃了身体是灵魂的枷锁的观念，基本形成灵肉一体和相互一致的观念；相信“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身体”的格言，基本确立身心协调，全面发展的原则；开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开始关注身体发展和教育的互动关系，身体运动开始与教育学、医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互相交融。对现代体育思想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逐渐增多，颇具影响力的有约翰·洛克，他提倡体育、智育和德育三位一体的“绅士教育”，要求开展游泳、击剑、骑马、划船等竞技体育；卢梭主张培养身心两健的“自然教育论”，建议把儿童培养成心地善良、身强体壮独立思考的人；斯宾塞在《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中明确表达了实证主义体育观点，要求进一步促进体育科学化。托马斯·阿诺德认为，竞技体育运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可以锻造人的坚强性格和培养崇高思想，主张建立以竞技运动为主的学校体育，并实行学生自我管理的“竞技体育自治”；马捷奥·帕尔维叶里提出将古奥运会精神贯注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意识中。这些体育理念的传播为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 新教伦理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也很明显。它对个人从精神信仰到世俗生活都起到了规范作用。它对“男子气质”的提倡使男性更愿意参加体育运动，并强调使用力量公开公平地击败对手，强化获胜的精神含意，这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要求。运动员可以依靠相同的信仰使其具有较好的团队精神,并把体育参与看成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教义与运动的结合使职业体育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准宗教”。参加体育运动，获得一定的运动技能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喜爱运动成为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方式。 综括全文，宗教改革和新教伦理的传播促成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新教伦理的确立不仅使基督教承认肉体与灵魂的平等地位，并且使娱乐和体育在人们的生活中获得合法地位。体育思想的传播又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和地方性竞技体育的发展，为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推崇自由、平等精神正是宗教改革把人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真实写照。在这一意义上，新教伦理的新的诉求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催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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