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2016年6月19日，“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建设”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诸位专家学者针对当代文学批评问题，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这个小专辑共4篇文章，郜元宝教授的《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模糊印象——从<创业史>的批评与研究说起》是一篇“真诚”之作。他总结梳理了《创业史》在1960初、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两个“阐释高潮”，但这并不是一种考古学的趣味使然，而是在缅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形成的优良传统，并反思这个传统在当下的危机。经典作品有强大现实影响力，并由此也形成了诚恳、扎实、深刻，同样与时代保持血脉相连关系的“文学批评传统”。刘大先是一个有强烈主体实践情结的批评家。在他对人民性，及文艺四个标准的重新解读之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左翼文学精神在他身上的传承。刘大先的视野很开阔，充满激情与力量，甚至有几分“侠气”。他所推崇的批评标准，是一种有道德、有目的，不忘初心的批评，也要求批评家具有敏感观察力，理性清明的洞察，平等公正的善良，同情弱者与抗争不义的勇气。曹霞教授的《文学批评与时代的精神状况》也是一篇反思当代文学批评现实精神缺失问题的论文。她呼吁文学批评必须对时代发言，必须强化对当下性文本的阐释，重视批评的思想深度，这都是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几个弊病的一家之言。曹霞问脉极准，思路清晰准确，她对余华的《第七天》引发的批评问题的反思，有着独到的见解。韩松刚博士的《文本细读与当代文学研究》则犀利、沉痛，还有着青年学者独有的躁动。他的反思主要集中于“文本细读”作为方法论和批评精神，在当下文学批评之中的缺失。“好的文学史既要有对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又要在文学发展视阈中关注文本的历史关联、思想关联、美学关联”，在对前辈学者大胆但真诚的批评之中，韩松刚展现了青年一代学者的时代担当。

因为教学研究的关系，我时常查阅“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些论著，在这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个印象，不知是否属实，一直未曾与朋友们切磋印证，但又长期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差不多成了一个心结。

这印象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界批评和研究同时代作家作品，在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达到了两个小高潮，此前此后都不曾有过。

这里仅以上述两个时期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与研究为例，但暂且不展开介绍具体的批评与研究论著，而仅限于当时一些批评家和研究者读解这部作品的一般态度和方法——他们的批评与研究成果与读解作家作品的一般态度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所以只能说是“一个模糊印象”。

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涌现了不少对《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的精辟论著。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卷》（1979年4月印刷，内部参考用书），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创业史>评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1版），孟广来、牛运清先

生合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就是很好的见证。还有不少专著没有收入上述三本评论资料集，如周天先生《小说<创业史>第一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1版）、阎纲先生《<创业史>与小说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1版）、刘建军、蒙万夫、张长仓先生合著《论柳青的艺术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1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大写的人》（1982年12月1版）、徐文斗、孔范今先生合著《柳青创作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1版）、蒙万夫先生等著《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1版）、周天先生《论<创业史>的艺术构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1版）。其他单篇论更多。上述这些围绕《创业史》的论著，时隔五十和三十多年之后读来，还感到不无启迪。

我不想造成误会，说上述两个时段是柳青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黄金年代。我不敢做这种大判断。那两个时段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整体状况的混乱与严峻是无需多说的。我只想强调，在上述两个时段，尽管外部环境混论而严峻，尽管现在更年轻的一辈学者批评家不太容易体会当时整个社会思想的禁锢，但当时的批评家和研究者们对当下文学投入的精力和热情，尤其在研读具体作品时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细致入微的方法，朴实贴切的语言，相互论难的坦诚，和与之相应的专业水准，以及这一切所显示的那一代学者评论家们对我国文学事业由衷的喜爱和关切，着实令人不胜神往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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