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一部有关留守家庭的调查报告，我去了偏远的乡村。已是深秋，满地的杨树叶在风里翻飞，我明显感到清寒。紧了紧衣衫，把换洗衣服又晒一遍，熟悉几天，便跟着韩老师走进陈集小学校园，开始我的支教历程。 韩老师穿着一件淡烟灰色的衬衫，一条浅米色休闲裤，在乡村，他这身打扮有些过于干净。我跟韩老师在一次乡村教学研究讨论会上认识，只是互相传递了名片，而后来跟韩老师进一步交往，却缘于他的干净——一个把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的男人，值得信赖——我固执地以为。 陈集是这个县最偏远的一个村。韩老师给我介绍这所学校的简单情况，多少学生，年龄结构，家长情况。手机响了，韩老师歉意地说，接个电话，便走出去。 通话时间很长，我有些无聊。韩老师的办公桌上，有一本小说，《追风筝的人》，韩老师热爱文学，这是我们在QQ里聊天时他偶尔说起的。而我是一个记者，我只写社会调查，只关心当下发生的事，新闻，奇闻。 韩老师谦逊，有礼有节，在我跟他为数不多的交往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甚至于，单身的我，偶尔也会闪过一丝念头，韩老师这样的男人，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交往对象。 我拿起书翻了翻，掉落一张小小的四四方方的纸片，一面空白，还有一面，是一双眼睛。 乍一看，我有些惊讶，因为，她在看我。真的，这双眼睛，在看我。 我把纸条夹进书本，放下书，韩老师正好进来。他有些慌乱，又有些羞涩。 我笑说，女朋友？ 韩老师一愣，脸红起来，忙扯开话题，说，丁记者，辛苦您了。 韩老师是六年级的班主任，他说，我想请你接替我当班主任。我说，副的吧。 下课的时候，同学们围着我，好奇地问长问短。上课前，韩老师作过简短介绍，丁记者从杭州来，是一个有着社会责任感的记者，这学期，丁记者就是我们班的副班主任了。学生中有几个便特别亲热，问我杭州的天气是不是很热，有没有五十多度。杭州是不是有个西湖，水很清澈，像镜子一样。杭州的马路是不是很干净——这些大约是他们从别处听来的。我注意到班里有个男生，长得清秀，长长的睫毛扑闪着，总是远远地站在课桌旁边，欲言又止的样子。 再上课时，我便有意识地关注那个男生，从他的本子上知道了他的名字，郭小东。他眼里充满了好奇，时不时有疑惑的神情。外面又起风了，教室里因为坐了五十个学生，还是比较暖和。等一下课，教室门一开，风从门外进来，我看到郭小东不自觉地抱抱肩膀。 走廊上，我拉住郭小东：“怎么不多穿件衣服？” 郭小东说：“不冷。” “还说不冷，下午加一件衣服。” 郭小东点点头。我再想跟他说点什么，见旁边一个女生，好奇地打量我。她穿一双拖鞋，一件白色的T恤，胸前印着一只浣熊，但已经泛黄了。一条裤子刚及小腿处，整个是盛夏的装束。我走过去，问女孩怎么不多穿件衣服，女孩低下头，悄悄地跑开去。 进办公室，四年级班的李老师告诉我，他班里郭小燕上课时一直在哭，说是她爸爸不要她妈妈了。李老师是这个村里的人，对村里每户人家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郭小燕的爸爸外出打工十多年，妈妈留守在家，家里五姐妹，婚后不久生下第一个女儿之后，“这个家就没有团圆过。”李老师感叹，“在我们这个地方，要像你们那边一样，一家几口团团圆圆地过日子，比什么都难。” 刚说完，郭小燕进办公室来交作业，一边走一边还在呜呜地哭。李老师皱皱眉，说，有记者在，你还哭，羞不羞。 这一说，郭小燕哭得更厉害了。 李老师忙站起来，拉着郭小燕出了办公室，哭声跟了出去。 李老师刚回到办公室，郭小燕就又跟了进来，边哭还边让李老师跟她爸爸说说，不要跟她妈妈分开。 这些年，我一直游走乡村，见惯了泪水、无奈、抱怨，以及无力的抗争。从开始的感同身受，到后来的习以为常，我甚至觉得，历经磨难并非坏事。 我跟李老师坐着，郭小燕还在抽泣。看着瘦弱的她，肩膀一耸一耸，不是哭喊，是呜咽。她的脸被泪水模糊了，手上粘着铅笔灰，一擦，脸更模糊不清了。我把她拉到身边，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她却把身子靠在我身上，她的手臂很瘦，硌得我疼。 再也不能无动于衷，我得跟她说说话。 在脑海里搜罗良久，并没有恰当的语言来安抚她，又不想让她一直那样靠着我。坦白说，我并不习惯这样的依偎。寻思中，瞥见左侧椅子边，有一架风琴，盖子打开，黑白琴键因为天长日久，色泽有些模糊。我摸摸郭小燕的后背，又腾出一只手来，按了几个琴键，就在我按下琴键时，我又看到了一双眼睛。 眼睛在墙上，就在风琴盖子上方，淡淡的铅灰色的眼睛。 睫毛，灰黑色的眼珠，眼睑，若有若无的脸蛋，跟纸上那双眼睛差不多。我盯着看了一会儿，很快转过身来，拉着郭小燕的手，离开教室。 不知怎么回事，我有隐隐的不安，我担心墙上的眼睛，忽然要跟我说话。 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一双用铅笔画出来的眼睛，何以会有这样的力量，让我不自在。课间，韩老师说，他要去买点东西。 我问，买什么？ 韩老师说，围巾。 我笑说，给女朋友的吧。 韩老师摆摆手，说，不是。顿一顿，又加一句：不是女朋友。 放学时，我跟韩老师说，想去郭小东家看看，韩老师犹豫一下，说，他爸妈都不在家，他爸已经死了。我看着站在操场边的郭小东，跟他微微笑了笑，算是打招呼。郭小东羞涩地走开去。韩老师又说，刚才在办公室跟你哭鼻子的是他堂妹。说话间，一个女孩跑过，七八岁的样子，脑后的马尾巴欢快地跳动，而她身后，一个更小的五六岁大的女孩，哭喊着姐姐跟在后面，扑通一下摔倒在地。我赶紧扶她起来，谁知女孩用力甩脱我的手，拿眼睛瞪我一下，又往前追了去。 韩老师叹气说，瞧瞧，这也是郭小东的堂妹。我惊愕地看着那几个小孩。韩老师解释：郭小东爸爸兄弟姐妹九个，叔叔伯伯家的孩子一大串…… 走出校园，沿着一条灰尘扑扑乱飞的村道，我跟郭小东并肩走着，郭小东步子很快，我背着一个大包，跟着有点吃力。身后跑上来郭小燕，气喘吁吁，得知我要到郭小东家去，郭小燕很开心，跟我絮叨着她跟郭小东的关系。 “是俺哥，俺二伯的儿子。” 前面在修桥，我们从一侧泥地里走，泥路凹凸不平，虽是晴天，依旧有些泥泞。郭小燕停下来，后面跟上来一个小男孩，五六岁模样，是郭小燕的弟弟。我们几个人混杂在放学回家的同学中，挤挤挨挨地过了那块泥泞的道路，眼前便是一条笔直的村道。 郭小东简直是小跑着往前，我喊住他，让他慢慢走。他停下来等我一下，见我到眼前了，便又很快地走起来。他皮肤黝黑，脸上隐约有几块虫斑。穿一件长袖T恤，一条青色运动裤，一双白色运动鞋在他脚底翻飞。这是一个阴天，看不见云层，天空是灰黄色的。不远处的田野，农户正在焚烧玉米秆子，大蓬青黄色的浓烟翻滚着往空中升腾，跟半空里厚厚的灰尘斜接在一起。 我跟郭小东的话题从天空开始，郭小东说，他想发明一个机器，像一张网，晴天的时候，把天空中的灰尘烟雾全部都收进去，这样，“我们抬起头来，就能看到蓝天白云了。”等到夏天，很热，爷爷奶奶去地里干活的时候，机器自动把网里的灰尘和烟雾都净化，变成一朵一朵的云，漂浮在种田人的头顶，“这样，他们不会感到炎热了。” 这么说着，郭小东抬头看了看天，我也跟着看了看天。忽地，我又想起那两双眼睛来。 看眼神，应该是女的，年纪也不大。是韩老师女朋友吗？ 陈集学校学生不少，一放学，其他年级的孩子也跟在我们身边。二十多个人簇拥着往前，随着路途延长，人流渐渐地稀了，他们一个个地从不同的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走着走着，只剩下我们几个。郭小东家不在这个村，是紧挨着这个村的另外一个县。 另外一个县？ 这是一个三省交汇地带，他们语言趋同，服装、饮食习惯也越来越接近。他们互相往来，结交亲友，通婚，一家有喜事，三省的亲友从隔壁踱步过来祝贺。 从学校到郭小东家，有五六里路。我问郭小东怎么不骑自行车，郭小东笑笑没有说话，一边的小燕抢过去说：“俺哥为了跟你一起走路，他的自行车留在学校了。” 路过一个村庄，郭小东的脸色沉重起来，步子比刚才快了一些，他紧走慢走地赶路是想早点回家去地里喊爷爷奶奶回来做饭，因为“家里来了客人，是俺们老师，爷爷奶奶一定很高兴。”而此刻的步子更快是因为，“妈妈在这个庄上，我不想看到她。” 郭小东五岁那年，爷爷生了一场大病，为了给爷爷治病，家里负债累累，连那头耕田耙地的黄牛都牵去卖了。“俺奶奶一直哭那黄牛，舍不得。”郭小东说到这里，神色黯淡下来。 郭小东父亲外出打工赚钱，可是，到杭州三年，人就不行了。“俺爸走的时候跟俺说，等他在杭州找到工作赚到钱了，给爷爷治好病，俺家有余钱了，就带我去杭州看西湖，去西湖划船。”郭小东说，他爸也不知犯了什么病，没等他妈赶去杭州，人就没了，在杭州给烧了。 郭小东父亲去世后不久，母亲便改嫁到邻近一个庄上，“俺爷说俺妈还怀着弟弟。” 我们行走的这条村道，左侧是一条河流，只是已经干涸，河床上长满了荒草，还有村人丢弃的垃圾。村道右侧是白杨树林，村子就在这个树林里，我们一路往前，忽地，在一株粗壮的杨树树干上，我又看到了一双眼睛。 孩子们都往前走了，我停下来，走近。是杨树天然的纹路，可是，我分明看到了眉眼。 这是谁的眼睛？ 这是广阔的平原，住户大都分散在这些高大的杨树之间，草垛，休憩的黄牛，三两只小鸡在踱步。 停下脚步，看河对岸的村子，一样的白杨树，一样堆得高高的草垛，偶有一只雄鸡高昂地啼鸣，从一个外人的眼里看来，安逸，宁静。我问郭小东，哪个房子是你妈妈家的？郭小东径直往前走，头也不回：我恨她。 一定能够找得到很多理由，来给郭小东的母亲作合理的解释，为何忍心抛下五岁的儿子，带着身孕另嫁。 郭小东的妈妈一夜之间成为寡妇，家里有一个病倒在床的老人，破败的泥坯房子，看不清的天空……这一切或许都是她易主的理由。后来我从侧面了解到，郭小东母亲给出的说辞是：她的肩膀已经垮了，再也挑不动担子，她现在跟丈夫在一起，又生了两个孩子，夫妻俩在田间地头刨食，“不觉得苦，只要一家人一窠一块在一起。”又说，当初郭小东父亲外出时，她就竭力反对，因为她不想独自一人留在家里，“像葬在树林里，永世不得翻身。”后来，郭小东父亲回家一次，夫妻俩吵一次。丈夫出事后，村里人传言是因为她作天作地，男人才客死他乡。 我还没有从郭小东家的情景中回过神来，前面传来哭声，“是俺妹。”郭小东说着往前奔了去，我们几个也跟了过去。两个女孩摔倒在地，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压住了俩女孩的腿。郭小东把自行车扶起来。刚才在校园看到过这俩女孩，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摔倒了我扶她起来，她瞪了我一眼——八岁的姐姐郭丹丹。她刚上二年级，五岁的妹妹郭爱爱，学前班。每天，姐姐用自行车载着妹妹去学校，刚才，妹妹在自行车后面闹脾气，不小心把脚夹进轮胎的钢圈里了。 也是郭小东的堂妹，郭小东小叔的两个女儿，“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岁半。” 安抚好郭丹丹姐妹，我们继续往前。知道我要到郭小东家去，郭丹丹特别高兴。郭小燕、郭小东、郭丹丹住一个庄，离得不远。郭丹丹不愿再骑自行车，要跟我们一起步行回家。妹妹郭爱爱却不干了，她坐在后座，两脚乱蹬，非得姐姐赶紧带她回家。郭丹丹推着自行车，不时转过头看我。 我替换郭丹丹推自行车，想减轻郭丹丹的负担，也可以快一点。郭爱爱更加狂乱地折腾起来，非要姐姐骑上去，她要回家。无奈，我只得把自行车把手交还给郭丹丹。见妹妹吵闹得厉害，郭丹丹摸摸妹妹的脸，帮她擦眼泪。 郭丹丹把妹妹的头搂过来，妹妹坐在车上，姐姐个子不高，妹妹想在姐姐怀里窝一下的举动没完成。郭丹丹又摸摸妹妹的脸，紧走几步，跨上了自行车，慢慢地，身影变小了。妹妹把头靠在姐姐后背，紧紧地抱住了姐姐的腰，妹妹的两只脚又晃动起来，自行车左右晃动起来。 郭小燕快嘴道：俺婶子又得打丹丹了。 我问为什么，小燕摇摇头说不知道，反正婶子就爱打丹丹。 正说着，一直默默跟在后面的小燕弟弟插嘴：“婶子抓俺妹的头发，都这一把。”小燕弟弟在路边抓了一把枯草，晃动着说。 再细问，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地说起婶子的事来，说婶子每天都要打丹丹跟爱爱，白天打，有时半夜也打。“打爱爱最凶，有一次，俺婶子把爱爱都打晕死过去了，俺奶就给掐手腕，掐人中，掐脑门，才回过气来。” “婶子说她要死了。”郭小燕说。 郭丹丹六岁就开始学会骑自行车，那时父母都不在家，跟着爷爷奶奶过，郭丹丹白天独自在家照料妹妹，晚上料理妹妹睡觉。郭丹丹上学后，就带着妹妹去学前班，已经一年多。那逐渐远去的自行车，自行车上两个年幼的孩子，不知怎的，叫我心生担忧。我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婶子生起气来。 走到半路，手机响了，说乡里管文教卫的领导要来看望我。我推脱不了，返身往回走。然而，没等我到学校，乡里干事开着车把我接回了乡政府吃中饭。 傍晚，我正在办公室批作文，李老师进来了，看起来很疲惫，说有个孩子哭着不想回家，要留在教室，家里爷爷和奶奶都睡在床上，快死了。 我说，现在呢？ 李老师说，我给送回家了。 我又问了些孩子家里的情况，这些都是我要记录的，然而，当我拿出笔想要写下来时，不知从何写起。 我想去看看那孩子。 李老师说，他们已经睡了。他送孩子回家时，在小卖部买了方便面、面包，孩子吃干面，爷爷奶奶不想吃饭，也起不了床，接着睡了。 隐隐地，我听到谁在唱歌，悠远的，寂静的平原，那声音犹如从夜空传来。李老师叹口气说，你说这韩老师，又去大屋顶了。 大屋顶是一间很特别的房子，长方形结构，平顶，是陈集最大的屋子，有一个宽大的屋顶。 出办公室，我去大屋顶。 我绕大房子外面走了一圈，想从小门进到后台。小门微微开着，门帘垂挂，我掀开门帘，刚要进去，却跟一个人撞在了一起。 是个女子。包着暗红色的围巾，鼻子嘴巴耳朵全都蒙在里面，只露出一双眼睛。她吃惊地看着我，我也吃惊地看着她，我们对视一下，她迅速从我身边走过去。我转身看她的背影，正好，她也转身看我，我们有些尴尬，又迅速转开身。 再一次掀开门帘，刚进到屋里，却见韩老师正从台上跳下来，见是我，吃惊地说，丁老师？ 我也吃惊，韩老师？ 从大路拐进一条田埂似的小道，再过一座低矮的桥，便进了村子。这一天，我又跟着郭小东他们回家。高大的白杨树下，零散着几户人家，干涸的村中小河，把村子分割成了两半。还没进村，身后响起汽车轰鸣声，我们几个闪开去，面包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在前方五十米处停下。便听到鞭炮炸响，还没回过神来，却见郭小东第一个飞奔往前，郭小燕姐弟俩也跟着猛跑而去。正惊讶，村子里呼啦啦出来七八个男女，齐刷刷地往面包车方向跑。面包车上下来一个人，正往人群撒东西。 在这个安静的乡村，“哄抢”场景与之格格不入。郭小东和郭小燕姐弟几个人正横冲直撞在捡拾，郭小东还跟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争夺什么。我大声喊郭小东。郭小东从中年妇女胳膊肘底下伸出头来，看我一眼，羞怯在他脸上荡然无存，有的是兴奋，激动，夹杂着莫名的张狂。 我快步往前跑了几步，司机上了面包车，车尾喷出一蓬乌黑的尾气开走了。人群慢慢散开来，陌生的言语在这个村子里散开去。郭小东飞快地跑过来，他的鼻孔流出血来，我赶紧拿出纸巾要帮他擦，他却一扭头，用手背擦了下。 “都在抢什么呢，郭小东？”我问。 郭小东笑了笑，羞怯又回到他的脸上。他慢慢伸出手来，在我眼前摊开手掌，是满满的一手掌糖果。红的绿的金黄的糖纸泛着亮光。 “老师，给你。”郭小东像凯旋归来的战士，展示他的战利品。 那辆面包车是来定亲的，刚才的鞭炮，在路上撒的糖果，都是陈集乡村的习俗。我从郭小东手掌心拿过一颗糖，却发现他的手指上黏糊糊的，有新鲜的血渍。 我用纸巾帮他擦了擦手指。 “东面放牛的傻婶踩着我手指了，她胖，重得很，我手指抽不出来……老师，你尝尝，甜不？” 我看着郭小东，他刚擦过鼻血的地方，依旧有血渍。因为抢夺时的奋力，他的脸红红的。我剥了一颗糖，想塞进他嘴里。郭小东别开头，定定地看着我，“老师，我抢来是给您吃的，您一定要吃。” 郭小燕和她弟弟也各自把糖递过来。 “老师吃糖。” “老师吃糖。” 他们期待，齐刷刷地看着我。我把糖塞进嘴里。没来由地，有些悲切，心境黯淡。我说，我们走吧。 郭小燕说：“老师，甜吗？” 我点点头。 他们几个都开心地笑了。 我却依然笑不起来，郭小燕忍不住问：“老师，吃了甜甜的糖，您为什么难过？” 过了桥，便见到了一个女子。 郭小燕说，俺婶。 她便是丹丹的妈妈了。 结实的身子，乌黑的头发，刘海密密地遮住了额头。她抱着一个小男孩，正从茅房出来。得知我是老师，来家访，她有些拘谨，又有些紧张，忙把我领进了屋子。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乡村走访，坦白说，看到的大都是凌乱的屋子，让我感觉，他们的生活都是将就。看不到过往，也不期待未来。罗四妮的家，是我看到的最整洁的一户人家。 一张轻巧的方桌，摆在屋子中央，几把木头椅子排在桌子边上。旁边一张木床，被子叠得整齐，枕头旁边，是一本书。 居然有一本书。 书打开着，看不出是什么书，我想拿过来看，罗四妮却用枕头把书盖住了。 罗四妮走开时，我迅速翻了翻。 在这样一个荒漠一般的村子，看到一本《追风筝的人》，着实让我惊诧。 韩老师办公桌上也有这样一本书。 我说，那本什么书？ 不识字，随便翻翻。 不识字。 随便翻翻。 真有意思。 罗四妮拖一把椅子招呼我坐下。 “打了丹丹几个巴掌。”罗四妮在我对面坐下来，不经意说了一句。 我看到丹丹在隔壁房间闪了闪头，又缩进去了。我招呼丹丹出来说话，她没有反应。罗四妮又加一句：不出来就算了，省得我看着心烦。 就在我进门前一刻，罗四妮打了女儿几个巴掌——她的轻描淡写让我吃惊，仿佛是习以为常的事。难以想象，她干多了粗活重活的手掌，是如何砸在丹丹稚嫩的脸上的。 我说，这么小的孩子，已经这么乖了，你也真下得了手。带着明显的责备。 罗四妮愣了愣，没有说话，她走进里屋，片刻便出来了。忽然换了话题，说本来儿子睡了她也可以去田里，怕陌生人进村看到大人不在家，把孩子抱走。 一下子不知道如何接上她的话题，站起来欠欠身子，说，真是打搅了。 罗四妮有些淡然，说，老师来我们家，是我们的福气。 她这么一说，我更觉得歉疚了。我打算换一户人家去走走看看，罗四妮却说，老师你不要嫌我们家穷。 等她出门时，我悄悄问丹丹怎么回事。丹丹犹豫着看了看门外，羞怯地笑了笑，摇摇头。郭小燕插嘴说，丹丹从来不说。 中饭是面粉南瓜糊糊，一大碗，一大筐子馍馍，都是罗四妮自己做的。郭小东已经从田里回来，一张低矮的小桌上，摆满了碗筷，郭小东，郭小燕姐弟，郭丹丹三姐弟，加上五婶那个胖墩墩的男孩，七个孩子，嗷嗷待哺的情形。喝光一碗再去盛一碗，很快就见了锅底。罗四妮告诉我，平时郭小东郭小燕姐弟也常在她这里吃饭。“他们几个家里都没人做饭，有时就不吃了，我看不过去，招呼着一起吃一点。” 饭桌上，这个孩子的碗碰到了那个孩子的筷子，那个孩子的筷子戳到了这个孩子的眼睛，小矮桌上吵吵闹闹的。 “你说这一大家子的人，谁见了心里不烦闷？”罗四妮收拾完桌子开始洗碗，一大水盆碗。小燕在一边帮衬着，一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碗。罗四妮的眼瞪着小燕，小燕显然很不好意思。罗四妮站起来，叹口气，“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离开的时候，我想偷偷放一点钱在罗四妮家的柜子上，被罗四妮发觉。她很生气，说我看不起他们，他们家是穷，也不至于让人掏吃饭钱——这又叫我生出尴尬来。我反复解释老家的习俗，第一次不能空手去别人家吃饭。“你那是什么规定哟，我们这要是人家上门，不留吃饭，那多丢人。” 推让之间，我忽然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一时间想不起来。就好像我跟她已经很熟悉了，可是，我们明明没有见过。 我说，你喜欢看书，我下次给你寄一些来。 罗四妮脸红起来，说，你这是笑话我的呢。说了我不识字。 晚上，乡里领导把我接回到县城，说不能再让我住在学校。我说学校很适合我，就在村里，还可以多去家访。领导坚决不答应，说这一个星期，我住在农户家，他在乡里可没睡过安稳觉，又说农户家里条件差，洗漱不便。加上南北差异，生活方面会有诸多不便，“你路远迢迢从杭州来，我得保证你安全。” 安全？我笑笑说，乡村留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孩子，他们不会怎样的。 “我吧，刚从邻县调到这里，我说丁老师，您算是配合我工作吧。” 无奈，我只得在乡政府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住下来。每天傍晚，乡里派工作人员来接我，有时是汽车，有时是电瓶车，还有几次是摩托车。 每天傍晚，我风尘仆仆地回到住地。只要天晴，乡政府大院里，总有人在跳广场舞，播放机正唱着“得劲”的歌。 有个晚上，我走出房间，想去看看跳舞的她们。露天舞场上，分成三排，每一排有五个人在扭着身子，她们动作轻柔，刚柔并济的意味，把中国近几年推广的广场舞演绎得十分到位。 我站在一株大树下，她们在跳，在舞，似有无限陶醉。没来由的，想起了郭丹丹姐妹俩的衣服，不知捂干了没。 中午郭丹丹带妹妹回家时，妹妹淘气，身子扭动厉害，自行车又歪进水沟。虽然水沟没有水，但是泥土潮湿，两姐妹身上粘了一些黑灰的土。罗四妮就着水龙头把她们的衣袖后背都洗了，是直接穿在身上洗的。 中饭时，妹妹伸出手臂，嘟囔一句，“妈，凉……”罗四妮拿眼神剜了二妞一眼，二妞低头噤了声。 这一刻，小小的乡政府广场，灯光灰暗，可是足以撑得起一场中国式的广场舞。“左脚往前，右脚跟上，身子往左偏，双手跟上，腰部配合臀部节奏，后背挺起来，眼睛看前方……”这种种，是广谱抗菌式的精神抚慰。来，来，来，音乐开始，跟着节拍，跳起来，忘掉所有烦恼。 有个女子，见我独自站着，热情招呼我加入，“来啊来啊，一起跳舞，一起跳舞……” 我逃似地回到清冷的屋子。 棉被柔软，粉色的被套，粉色的床单，配上粉色的蚊帐，在电灯光线的映衬下，显得温馨。坐在床上，记录当天的走访，从学校，到去郭庄的点滴，竟然又不知从何处开始记录。拿出手机刷微信。 “养生从早餐说起。” “一生一世一双人，半醉半醒半浮生。” “心灵鸡汤：你为他付出了所有！” “想要在直销行业里成功，必看！” 翻过一条，很快跳出另一跳——谁说这些完全跟我无关的信息，不是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夜，成了我的心灵鸡汤呢？ 关了手机。毫无预兆，我想起了那双眼睛。这些天来，无论做什么事，我都只是在排斥一件事，在忘记一个人——我承认，我的面前，我的本子上，我的思绪里，却全都是这个女人。 一头浓密的黑发，脑后一根马尾辫，长及腰际，额前黑密的刘海，一双眼睛——怎么说呢？她的眼里满含着内容，某些说不清说不尽的内容。即便我跟她已经坐下来说了一些什么，但是，那都是她面对一个陌生女人的客套，一个当地住民对于偶尔路过的另外一个女人的乡村最朴素的情愫——她封闭着自己，可是眼睛却时不时泄露着巨大的秘密，无论她是否愿意告诉世人，那些欲说还休的情绪，已经突奔往前，呼啦啦地来到她的面前，争先恐后要向一个陌生女子诉说什么。 翻看日记，本子上清晰地记录了一个梦。我穿着罗四妮的衣衫，罗四妮的发型——是我的潜意识里在排斥，还是在有意体验，或者是在梦里写了一个小说。郭丹丹和郭爱爱都喊我妈妈，她们的头发乱糟糟的；儿子又哭闹了，他在闹腾中抓破了我的脸，火辣辣地痛。我想告诉远在山东的老公，拨通电话，听到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言语模糊不清，我只觉得被抛弃了——我想告诉他，我不是罗四妮，我是我自己，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发不了声，我像着了梦靥一般，被捂住了嘴，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朦胧中听到有人敲我的房门，在喊我，四妮，四妮——是韩老师的声音。我答应不了，我只想从梦境里出来，我不要成为那样一个人。 过了几天，我又去了罗四妮家。罗四妮刚好从披屋出来，看到我，特别高兴，眼里满是喜悦。我告诉她，今天我来，没跟孩子们说，“不知他们看到我在家里，有什么感觉？”罗四妮说，“他们舍不得你走。” 跟罗四妮坐在厅堂，一下子安静下来。看外面，天依旧灰蒙蒙的，倒显出一些日头的亮光来。罗四妮说，她一直惦记着，心里想留我住几天，又担心我是城里来的不习惯，“你昨天跟我说了那些话，心里觉得亮堂了些，做事也得劲了点。” 昨天？我昨天没来你家。我惊讶。 她忽然捂住了嘴，有些慌乱，站起来，因为起身着急，儿子从她膝盖上滑落，哇哇地哭起来。 两个人手忙脚乱地安抚儿子，幸好没有伤着。我扯开话题，问她是否去田里。她忽然又烦躁起来，没有回答我的话，放下怀里的孩子，把厅堂床上的被子捧起来，到外面。我们相帮着一起把被子晾晒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绑在两棵高大的杨树树干上。这是一床红底蓝花的棉被，在乡村寂寞的时光里，显得喜气洋洋，在深秋的乡间，灯一样亮起来。 我说被子很漂亮。 这是她的结婚被褥，盖了七八年，昨晚二女儿尿床了，幸好她事先给加了一个薄床单，底下的垫被才没有被浸湿。“真是管不过来了，你说这孩子，五岁了都，还尿，打她也不管用。” 我说小孩子尿床很正常，只要不是身体有病，偶尔一次两次不要太放心上。 罗四妮笑了笑，我觉出她的笑很勉强，甚至有轻蔑的意味（或者是我多心了），她拉了拉被角，顾自进了屋子。待我跟进来，她突然说，三个孩子一晚上都尿了床，你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我有些尴尬地笑笑。 罗四妮轻声说：“昨天晚上……后来我让这俩娃跟我睡了呢。”她告诉我，要是以前，就算床上尿湿透了，她也绝不会让俩女儿进里间跟她睡——让她们自己折腾去，大不了第二天身上痒了，起些疙瘩。我问为什么，她抿嘴说，日子太长。 四周很安静，时间尚早，罗四妮没有打算下田去，只是抱着儿子，儿子一会儿闹腾一下，一会儿又迷糊着睡了。等他又一次闹腾时，我剥了一根香蕉，打算给小孩吃，罗四妮却不允许，说不能让我花钱，我反复解释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她才勉强应承下来。 罗四妮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拿了香蕉出了屋门，我站着无聊，竟然有些后悔没留在学校，或者去其他的村子看看。打量屋子，床铺，没看到那本书。按捺着狂跳的心，我进了里间，我有越来越多的疑惑，因为那一本书，因为一双挥之不去的眼睛。 房间依然整洁，被子没有叠起来，而是平铺到了床上。掀开一角被子，没见到那本书。意外的是，靠床的墙面上，就在枕头的边上，我看到一双眼睛。 一双铅笔画就的眼睛。罗四妮的眼睛。 那天在大屋顶，从门帘出来的那个女子的眼睛，此刻就在墙上。也在韩老师书里的那张纸上，风琴边的墙上。杨树树干上。 我快速出了里间，一颗心跳得厉害。 我在偷窥什么？或者，我看到了什么？ 那双眼睛在看着谁？看到了什么？ 我忽然觉得自己发现了什么秘密，但又不知道是什么。 走进披屋，罗四妮抱着孩子呆呆地看着锅子，她在锅里煮香蕉。我第一次看到煮香蕉，我说香蕉煮了吃就没鲜味了。罗四妮脱口而出，老师说孩子不能吃生的东西…… 我说，哪个老师说的？ 罗四妮忽然涨红了脸，不再说话。 韩老师要去相亲这件事，不知是怎么传到学校的，同学们都在议论。那几天，韩老师忽然变得沉默，很少说话。 我留意起那本书来，没见在办公桌上，有一次特意去韩老师房间，也没看到。有一次，韩老师跟我说起班里有个孩子作文写得好，说孩子的理想是以后要当个新闻记者。 “丁老师是大记者，孩子崇拜你呢。”韩老师说。 便说到读书，采访，写作。说起这些，韩老师有些激动，从名著，说到心灵鸡汤，又说乡村文化的缺失。言谈中，韩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他唾弃乡村。之前，韩老师有很多次机会调往县城，因为他写了一手时评文章。但他还是留在学校。 我跟韩老师借那本《追风筝的人》，韩老师一愣，说，我借你一本马尔克斯吧。 厚厚的一本，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纸张被翻得很熟了。我又追问那本《追风筝的人》，韩老师突然有些恼怒，说，丁老师记错了，我没那本书。 除了忙收忙种季节，平时，罗四妮起床后会给孩子们烧面糊糊，馍馍都是做好了放在冰箱的，吃完了再做。等两个女儿去学校了，她便觉得没事可做，有时开个电瓶三轮车去娘家转转，“坐不住，眼见着俺妈腰垮得都坐不住，俺爸腿痛风走不开步，又帮不了，坐在家里像在医院病房，真是一分钟都不想待。”出了娘家的门，罗四妮总想找个地方哭一场，有时也会打个电话给孩子他爸，可是通了手机，又觉得没话说，情绪不对，感觉不对，没有三两句话便挂了电话。憋得慌，又觉得无处可去，慌忙回家，找出锄头铁耙，到田里，想干点活出点力分分心思，却见连成片的田啊地啊，都要把人给淹没了。坐在田埂，跟儿子呆呆地看看天，看看地，就回来了。 罗四妮怕天黑，天一黑，时光就多出来了。她怕失眠。白天的时候即便瞌睡得如何难受，她也绝不睡午觉，一个人，“像我，上哪都不自由，就睡觉随我心意，可是我不能睡，你白天睡足了，晚上哪还有那么多可睡的觉。” 有时是不敢睡，担心门有没有关，披屋的锁是否上了。便起来。她一起来，拉亮灯，几个孩子便叽叽喳喳地说开了话。等她真的要睡时，孩子们还在说话，她不得已再责骂她们一番。 “有时实在憋得慌，就去大埂。”罗四妮说出“大埂”这个词，我还不太明白，大约知道是一个地名，但不知是镇子，集名，还是庄寨的名字。罗四妮说，大埂在离家差不多十里路远的东边，“过了大埂就是大江，俺们这里跟大江，就隔了一条洪河。” 去大埂是因为那边开阔，那条埂子长长的，“你说别的路吧，我都知道通到哪里，集镇，县城，可是，大埂那尽头，一路的去，一路的去，就像到了天边。” 罗四妮跟老公的恋爱跟那条大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他们第一次单独出门就去了大埂，算是乡村恋爱的特殊方式。那次说要架桥了，说这边直接通大江，“俺家里那个就说，俺们去看看大埂，到底有多宽，桥架到哪里？”去过一次，再去一次，反复地去，后来，村里人取笑他们，“搞个对象都要跑那么远，吃馍馍吃撑了的。”说到这里，罗四妮笑了，往事，初恋，温暖的记忆蜂拥而来，争先恐后往她脸上挤，排成队，站成列，使她的脸绯红着，一如回到了往昔。 罗四妮十四岁才上一年级，家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全都在十多岁上的小学。四兄妹读书最多的是二哥，可是二哥也没有读完小学，因为那一年家里的草屋塌了，要重新起一间屋子。二哥小小年纪就懂得为家里分担，便不再去学校。大哥跟三姐读了两年小学也离开了学校，留在家里种地。 罗四妮每次从学校回家，看到哥哥姐姐忙累的样子，过意不去，只上了两个月的学。“玉米已经长到膝盖高的时候，家里忙了，我便不去上学了。”罗四妮腾出手，甩了甩肥皂水，在膝盖处比划给我看。 罗四妮去山东的时候刚刚开春没多久，日子是往暖里走的。过了夏天，日子又往寒里赶，一日寒过一日。等她穿着去时的那双黑面绣花方口褡袢布鞋回来时，冻疮已经把她的一双脚冻得破烂不堪，完全溃烂的脚背脚后跟甚至连脚底都长满了冻疮。袜子脱不了，一脱就把皮给撕下来，穿上了便不敢再脱，袜子跟脚已经完全粘在了一起。她一瘸一拐回家来，母亲见了，问是不是碰着了，她摇头。母亲又问是不是磕着了，她又摇头。母亲再问走路怎么变了，罗四妮只是落泪，哽咽得话都说不出来。母亲得知实情，再看女儿的一双脚，心疼得落泪。 第二年开春，罗四妮又打算去山东，母亲不让她再出去。“俺们就在田里地里刨点食喂喂肚子，人一辈子几十年很快的，很快就落土了，俺们不过那好日子了。”母亲劝导罗四妮，罗四妮不怕长冻疮，但不忍心让母亲掉泪。 留在家里跟父母一起侍弄庄稼，“有说不出的感觉，因为在外面快一年了，很想家，看到庄稼长了绿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都像要哭出来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心里就不安定了，总是想出去，你说外边有什么好啊，人生地不熟的，可就想往外跑。”罗四妮开始跟父母较劲，忙完春种，一直到秋收之后，母亲见女儿神不守舍，有一天把她喊到灶台前，给她吃了一个馍馍，开始叮嘱，不要顾着家里，拿到工资先让自己吃饱，穿暖。“你在外边冷着饿着，妈宁愿留你在家吃苦。”母亲算是答应了罗四妮。 孩子醒了，罗四妮看时间还早，拖出自行车，把孩子抱上自行车后座，去田里。经过一片杨树林，几只牛站着歇息。这黄牛似乎有着明显的北方特色，身上有花斑，面部显得团团的。“这三头牛是一家的……那是公的，那是母的，那牛犊，才生不久……”见我们走过，那小牛犊先是好奇地打量我们，一忽儿扬起蹄子奔跑了几步，那样欢快。“你说一家人要在一起，可真是难，都不如牛。” 罗四妮推着自行车往前，偶尔遇见一个人，停下来，问她上哪，罗四妮说去地里，问那人忙啥，那人说在拔决明子草。这树林里有很多野生的决明子草，眼下这个季节，决明子已经成熟，那人说割了草回家收拾出决明子来，“会有人来收，卖几个钱补贴补贴家用。” 再往前，便出了树林，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平原上空弥漫焚烧玉米秆子腾起的烟雾，还有类似雾霾的灰蒙蒙的尘埃，看不见清晰的天。罗四妮忽然说：“你看俺们这边的地，都看不见边沿……就跟山东那边的海一样。” 罗四妮说到山东时的神情，眷念，向往，说不清的类似胆怯的情绪。 “到了，那都是俺家的地。俺爸俺妈在那。”我们走近时，罗四妮公婆正在鼓捣电瓶三轮车，不知是没电了还是哪里出了故障。公婆一早出来，没来得及吃早饭，刚才婆婆忽然肚子疼，饿成这样的。离家远，想到附近地里挖个红薯充饥，却发现电瓶车发动不了。罗四妮弯下腰，看了看，这里拉拉那里扯扯，说一根线头松了。不远处田埂上，两个拖拉机手正在给拖拉机清理油箱，他们是耕田的师傅，只等着罗四妮家的田里撒好肥播好麦种后，把田翻耕过来，再扒平了给整出顺的长条田塍，便完成了秋种。罗四妮跟师傅们招呼着，问有没有工具。师傅问要什么。罗四妮过去拿了一个十字起。其中一个黑面师傅问什么坏了，他来看看。罗四妮摆摆手，“我能。” 电瓶车修好，婆婆开了去地里挖番薯。 罗四妮搬起肥料袋子，往篮子里倒了小小一堆。这是碳酸氢铵，一亩地撒一百斤，这边一片是三亩，得撒三百斤碳酸氢铵，一百五十斤麦子种。我吓出一身冷汗，这三百斤化肥撒完得多少时间？ 我扛起篮子，一个踉跄。掂量着大约三十多斤，可是在刚收割过的稻田里，稻草茬一簇一簇矗立着，每一脚下去都不踏实。我摇摇晃晃着往前走，学着罗四妮的样子，随着步子的节奏撒出化肥，走了大约二十来米，回头看罗四妮时，猛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在添乱。 果然，一边的耕田师傅在嘟囔着，用粗粗的嗓音说着，大约是他们还得赶时间，牛庄还有十几户人家等着翻耕。我扛着篮子往回走，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回到罗四妮身边。罗四妮接过篮子，连声跟我道谢。我来不及说抱歉的话，她却已经倒了满满一篮子化肥，径直往前走。 我追在后面，说，耕田师傅想帮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帮着把化肥给撒了，也好让他们早点翻耕。 罗四妮停下脚步，拿手臂擦擦汗，“你这什么话嘛，我们做得了的事，干嘛要去找人家帮忙……”见我尴尬着，罗四妮一边撒化肥一边说，你说人家乐意帮俺们，俺心里也高兴，可是你说丹丹，我能让人帮吗？ 我们这个村，穷，我从没见有外面的人来，记者什么的，没有人来过——这么穷，谁乐意过来呀，连口水都是冷的……你大老远从杭州过来，来看我们，我们心里高兴呢。只要你看得起我们，乐意吃我们的东西，不管有啥，我们都乐意给你……你都不嫌弃我们，我们又给不了你什么。 一路撒肥料，罗四妮一路跟我说着。 中午，罗四妮张罗着做饭。 两个孩子帮着罗四妮做事，一个生火，一个洗萝卜。郭丹丹拎着篮子去装柴火，柴火是垒得山包一样的干稻草，草垛堆成了三角形，上面盖一块破了很多洞的塑料布。丹丹一把一把扯着稻草，往篮子里装，说什么也不让我搭手。罗四妮说：“我做锅巴给你吃。”我以为是米饭锅巴，疑惑着想问，丹丹拍手，跟着妹妹欢呼起来，“哦，俺们要吃锅巴咯！” 我闲闲地站了一会儿，东张西望，丹丹跑过来，附在我耳边轻声问我：“老师，你是找茅房么？”孩子机灵。 丹丹带我往屋子旁边的一条小路走。妹妹跟在后面，“姐，你上哪么，老师上哪么？”丹丹阻止她妹妹过来，“别跟，别跟，俺们上茅房。”妹妹爱爱却还是跟着过来了。 上茅房是个很大的挑战。低矮，狭窄，很多茅房没有屋顶，有的用稻草遮盖，有的只用几根杨树枝压着，人进到里面几乎很难伸直身子，还得随时担心你的脚会踩到粪便。丹丹在外面把门——没有门，两姐妹就站在我面前，面对着我，笑眯眯地看着我。 灶台里的火烧得很旺。罗四妮在一个锅里倒入面粉，又倒入水，用手搅拌着，加水搅拌，加面粉搅拌。忽然抬头说：“我多做一点，你带点回家吃……”还没等我客套一番，她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你们城里人不一定吃得惯这东西，你带路上吃吧，火车上，汽车上，到杭州路远着呢。” 我说我还没回家，还得住一段时间，不用带干粮，有地方吃饭。罗四妮还没有回过神来，几个孩子叽叽喳喳说起来。 “老师，你明日还来么？” “老师，你还给我们上课不？” “老师，明日我送你一样东西。” 这个村庄，似乎是荒原上的一株植物，来便来了，走便走了。 罗四妮费劲地在揉面团，雪白的面团在她手下显得糯性十足。干农活的手为我做薄饼。“我家灶台多久没这么热腾了。”罗四妮感叹一句。 一张一张锅巴（事实上是面饼）摊开在面板上，待锅里的水烧开之后，罗四妮水面凌空搁上一个圆形的秸秆编起来的蒸架，轻捷地把锅巴一张一张摊开到蒸架上，又把洗干净的番薯放在旁边，盖上锅盖。 开始蒸锅巴，我们就站在灶屋里说话，说老人，说孩子。罗四妮的脸红红的，揉面团是一项体力活。我问平时都吃什么，罗四妮说，面糊糊米汤，白面馒头。郭丹丹插嘴说，“俺妈不乐意做锅巴吃，俺爸回来才肯做。”罗四妮白一眼郭丹丹，丹丹伸伸舌头出了灶屋。 趁这当口，我去了郭小东家，一进门，却见奶奶靠在床上，脸色蜡黄。 冰冷的屋子。奶奶勉强跟我牵了牵嘴。 我说奶奶身体不好，赶紧去看医生吧。 奶奶摆摆手，说：“我这老病了，医不医的都一样。”我呆呆地站着，郭小东赶紧倒了一碗水递给奶奶。 水是冷的，郭小东说，热水壶坏了。 吃饭的时候，郭小东没有过来，我跟罗四妮说了奶奶的情况，罗四妮说一会儿让孩子带点过去给奶奶吃。 一坐又是满满的，罗四妮喝一口面糊汤，又摸摸儿子的额头，或者拿下巴抵抵儿子的额头。孩子偶尔喝一口面糊汤，眼里始终像含着泪，又像刚睡醒的样子。他一直盯着我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又像是，一双铅笔画的，纸上的眼睛。 韩老师拎了一只袋子，说要出去一趟办点事。 最近，韩老师总是心不在焉，上课也会走神，偶尔的还会发脾气。下课时，我在操场角落找到郭丹丹，她迟到了。 “俺妈拿刀割手。”郭丹丹说。 罗四妮的儿子病了。 第三节课下课时，我借了自行车，往郭庄去。穿过那片杨树林时，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他正在树林里，着急的样子。 是韩老师。 我喊他。 韩老师回头见我，有些吃惊，说，我等人。 我说，我去郭丹丹家，郭丹丹弟弟病了。 我没有说罗四妮割腕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隐瞒了这件事。 韩老师从袋子里拎出一袋饼干，递给我说，捎给孩子吃吧。 仿佛有了默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默认了一个事实。但我不知道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罗四妮跟孩子躺在床上，我走近床边，她也没发现，她正拿一只铅笔，在墙上划着什么。她在墙上画那双眼睛，眼睛下面，一滴泪珠儿。 只听一阵摩托车的声音，我以为是王先生来接我回乡里了，赶紧走出屋去。罗四妮也好像刚刚回过神来，抱着孩子出来了。 是乡村医生。他给孩子看病来了。 乡村医生进屋，放下肩上的箱子。是一只药箱，红棕色的外皮，褪了色的红十字。孩子一看到医生，便惊恐地挣扎起来。孩子发热，流鼻涕，半夜抽筋。 乡村医生拿听诊器听孩子的左右胸腔，后背，翻眼皮，捏耳坠，又用手背探额头，拿出体温计，用酒精棉花消毒。做完这一切，罗四妮已经把哇哇惊叫的孩子翻身过来，捋开孩子的开裆裤，乡村医生一边给孩子量体温，一边跟罗四妮交代，多给喝水，少让孩子见风。 给孩子打了针，开始配药。拿出一个本子，撕下一张纸，对折撕开，再对折撕开，如此几次之后，他的药箱上铺开了九张四方的白纸片。拿出小药瓶子，把药片倒在纸片上。每张纸片上分别有了四颗药片，两颗白色，一颗褐色，一颗绿色。医生嘱咐：每天几次，每次几颗，如何服用，饭前饭后。 罗四妮点头。进里间，不一会儿出来，递给乡村医生十块钱，医生在药箱摸索一下，找出几个硬币递给罗四妮。 罗四妮接过来。忽然说，给我两张白纸。 医生撕下两张白纸，罗四妮拿过来就揣进衣袋。她的手臂缠了白布，医生看到，问要不要包一下，罗四妮摆摆手说，没事。 是两张四四方方的白纸。 白纸上可以画一双眼睛吧。我暗暗想。 摩托车突突突开走了，孩子被打了一针，显然还没有从委屈中回过神来，一抽一抽地还沉浸在哭泣的情绪中。 昨天，罗四妮带孩子去了地里，从下午两点多，一直到晚上七点多，天黑尽了她才抱着孩子回家。“孩子睡着了，我给躺在树下，垫也垫了盖也盖了，一回来就不得劲，不吃不喝就闹腾。” 婆婆生气，因为这中间，婆婆几次让罗四妮抱着孩子先回家，可是罗四妮固执地留在地里干活。“你说他们俩老人一天没吃东西都在地里，我不帮着做点，说得过去吗？”罗四妮的意思，昨晚的那些地事实上是她家的，因为丈夫不在家，她没有力气做，是公婆帮着给下了种料理收割的，她已经很过意不去了。 爷爷奶奶心疼孙子。婆婆又说，外面不干净，一棵树下都躲着一个魂灵，每一株树里边都住着一个灵魂，你给人家的位置占了，人家没地去了，还不得黏糊你。孩子的眼睛是干净的，能看得见成人看不见的东西，昨晚他一定看见了什么，才会生病。 医生走了，罗四妮闷闷地收拾桌子，进到披屋，冷清的灶台，散落着一些面粉末子，红薯根须，还有罗四妮炒菜时落下的鸡蛋壳。 我这才想起韩老师带来的饼干，我从背包里拿出饼干，递给罗四妮。 罗四妮说，怎么又花钱买东西了。 我说，韩老师让我带给孩子吃。 罗四妮顿了顿，说，不要。 我说，拿着吧。 罗四妮说，不要。 我拉住罗四妮的手臂，手腕上，包着的布上，渗出一丝血迹。 我说，四妮，不能伤自己。 罗四妮没有说话，一滴泪水掉落，又掉落一滴，然后，扑簌簌的，像决了堤。 回到办公室，韩老师坐着在批作业，我倒了杯水喝。韩老师递给我那本《追风筝的人》，说，我忘记了，原来我有这本书的。 我接过书，翻了翻。 书里的纸片不见了，那双画在纸上的眼睛也不见了。 郭爱爱的书包丢了，郭丹丹正在操场上训斥妹妹，妹妹眼泪鼻涕地哭。我走过去，两个孩子见了我，却躲避开去。 终于在乡里一个很小的门面里找到了些文具，那是一个马蹄形的小书包，面料有些硬，不知是塑料还是帆布，还是别的化纤料。赶紧买下来，又挑了几个头饰，梳头发的皮筋，几本拼音读物，文具盒，铅笔，橡皮。 第二天，我把书包放在韩老师办公桌上。韩老师看了看我，忽然生气地把书包丢到地上，对我吼了一句：不是你想的那样！ 夜晚，睡在被窝，我全身瘙痒。身上起了很多红点。腰际，胳膊，后背，疑心得了什么病。去药店咨询，被告知可能被虫子咬过，这得多少个虫子在我身上咬噬。那些虫子怎么会在我床上呢？ 一遍遍想起罗四妮落泪的样子。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独自躺着，忽然有了异样的感觉，仿佛我就睡在罗四妮的床上。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梦境。我就是罗四妮。 又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外面广场上，即便是湿漉漉的，却依然阻挡不住舞动的脚步。舞步热烈，歌声激荡，邓丽君的声音在这个夜晚显得古怪起来，“我哭了，因为我寂寞。” 时间被无限拉长，拉长。我像是忽然跌落到了一个深渊，找不见路，看不到亮，像在远古。躺在床上，我怎么也无法入睡。蛮荒的夜。 这一刻，那个村子里，那个年轻的女子，三十四岁的身体! 第二天是周末，不用去学校，我想休息一天。 出了乡政府，来到东面集市，忽然想去郭庄。摩托车主要价二十五，我跟他还价，摩托车主看上去很疲惫，满脸褶皱，显然很不情愿做成这单生意。我还他十五，他同意了，等我上了车，他却又跟我唠叨开了，说那地方这么偏僻，鬼不拉屎鸟不下蛋，路还不好走，这十五块钱真是亏了。我坐在他身后，如坐针毡，觉得很不好意思，似乎在讹诈他似的。我说大哥您就别再念叨了，我给足您二十五不行么？ 刚到郭庄，却接到电话，让我速速回报社，有个大选题要做。 那么，这一次，是最后一次见罗四妮了。 我在罗四妮家吃饭，她给我做了一碗面糊糊汤。她也盛了一碗，开了电视，我们一边喝，一边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蜗居》，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心里那个疑团时时跳出来，我怕自己管不住嘴要问起韩老师的事。 电视机里，海藻跟宋思明正在缠绵，他们很节制，却藏不住暧昧，那气息从电视机里呼呼地窜出来，在罗四妮家的堂前横冲直撞。我看到罗四妮愣了愣，忽然拿起遥控器，换了台。 然后，罗四妮说：“你就是跟他说了，他也不懂。” “谁？” “孩子她爹。” “你跟他说什么呢？” “我常常觉得自己要死了，挺不过去了。”罗四妮说。 临走，我抱抱罗四妮。她的身子很重，几乎要靠到我身上，我勉力支撑着才不至于被她压垮。 韩老师用自行车送我到了乡里的汽车站，我们在车站握手告别。 我说，这两个月打搅了。 韩老师沉默着，不说话。 远远的，大巴车开来了。韩老师忽然过来，握着我的手，说，我是疼她的。 “四妮吗？” 韩老师点头，说，可我不知道怎么去疼她。 “你不去相亲不结婚，在等她？” “你觉得我能等到？” 我不再说话，顾自上了大巴。 从窗口看出去，韩老师依然那么干净，憔悴的脸，明显瘦了的身子，但依然给人以安全的感觉。 我拉开玻璃门，探出身去，“那就好好疼她。” 韩老师闭上眼，沉默一会儿，摆摆手，泪水突然就下来了。 回到报社，我被分派到另一个重大选题组。 那次支教经历，也渐渐地淡了。有一次，翻看手机，便打了个电话给罗四妮。她很高兴，我们都不提那天的事，而我们心里却都已经知道，有个秘密一直藏在我们心里。好在我们已经远隔千里，那些她跟我说过的话，即便再秘密，也不用再隐瞒了。 我问她现在怎么样，她说：“我让几个孩子都看书了，你给寄了书，我都让他们看，你说读书有用的嘛。” 快过年了，我接到罗四妮电话，问到各自家乡的过年习俗，我问她年货办得怎么样了，她笑笑说已经割了肉，“我们这过年很简单的。”又说孩子他爹会在年前五天回来，我算了算，问是不是二十五号，罗四妮说是的。我又问孩子他爹明年是否还出去干活，罗四妮说出去的，年初五就得出门。我试探着问她：“你会一起去吗？” 罗四妮顿了顿，说：“怎出得去，孩子都那么小，他爷爷奶奶身体都不好，我还得留在家。再等等吧……等孩子大点，上学就好了。”儿子一岁半，离上学前班还得四年。 我问，你还看书吗？ 她说，我不识字。 我追着问，你还看书吗？ 她说，随便翻翻。 忽地，心口涌上来莫名的酸楚。 我说，那就好。 我怕长途漫游她接电话得费钱，便问她是否有固定电话。她说，村里的固定电话都不能用了，有个小偷偷走了他们村里的电话线，“都给剪了。”我说电话线值几个钱嘛，还偷这个？罗四妮说，小偷把电话线给掐掉了，偷牛偷羊，就没人报警了。他们不偷庄稼，那不值钱。 有个傍晚，我给罗四妮打电话，我们像两个好友，说了半个多钟头。 罗四妮老公回来了，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两天。前一天，老公给她打来电话，告诉她到达车站的时间。 “上午我开了电瓶车去接他。”罗四妮说。 我特别好奇，一年不见，夫妻俩见面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都没说话，我到的时候，他站在集市那里，看过去，我都没觉得自己有多想他……他也没说话，我跟他笑了笑，他把东西丢到车上，人坐上来，我们就回来了。” 我开玩笑：“小夫妻有说不完的话了吧。” “人家说，年轻夫妻分开久了见面怎么的怎么的，我都没那感觉，他好像对我也生疏了……你说……你说他是不是不在意我了呢？”罗四妮说。 我忙剪断她的话，让她不要多想，孩子他爹一路颠簸累了，坐车很疲乏的，这不是刚回来吗？还有很多天在一起的呢。罗四妮说这几天侄子娶媳妇，她两夫妻都要去大哥家帮忙，这一忙乎两人更没时间说话了。 罗四妮男人年初五就要去天津，比人家早去一个礼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不回来想他惦记得慌，他这一回来，我心里反而有怨气了，都不得劲了，你说这是为什么？” 罗四妮说，老公回来有一件事是好的，几个孩子都怕他，他回来了，孩子们都不会缠着她，乖乖地待在家里看书。“他回来了，我把仨孩子都塞给他，自己想去哪就去哪。”我问她会去哪？她说，乡里啊集市啊什么的，还可以去县里看看，买点什么。 孩子他爹回来，带回来几千块钱。之前公婆生病花掉了很多，现在只有刚结算的工资带回来了，是现金。为了捂住这点钱，孩子他爹一路上都不敢合眼。这几千块钱要花费的地方太多了，过年可以简单一点，给三个孩子买新衣服，别的稍微准备一点吃的什么，明年开春还得买种子，买化肥…… 挂了电话，我的思绪却还在罗四妮那边，她说她觉得自己老。她说，如果有可能，她希望能到北京去玩一次。 “去看看毛主席的像……你去过北京了么？”罗四妮问我。 我说北京也没什么好玩的。 她问我，有没有看到毛主席的像？ 我一时答不上来。她说，村里有一个人在北京打工，回来没带一分钱。家里人怪他，村里人笑话他，他却觉得自己很划算，说他到了天安门，水立方，还到了香山，看过枫叶。 这样的经历被鄙薄，被不屑，被全村人唾弃。“你说我们农村人，怎么可以这样花钱呢？你出去赚钱不往家带，自己走东走西地看，你说这个世界看得完的么？你看得够的不？看不够，你还花那么多钱，你这不是往水里丢钱了不？” “那你呢？”我问。 罗四妮说，我还是想去。 后来，我们再没联系。 第二年，过完春节不久，我刚走进报社大楼，两个男子来到我跟前，说他们是刑警，跟我了解一些韩栋梁和罗四妮的事。 什么事？ 一个案子。 我们在报社会议室坐下来。有个刑警，年纪比较轻，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韩栋梁你认识的吧？” 是韩老师。 “韩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刑警又拿出另外一张照片给我。 是罗四妮。 刑警介绍，元宵后第三天，正月十八，深夜，在大屋顶的后台，罗四妮和韩栋梁双双昏迷。两人的头包在一块暗红色的围巾里，罗四妮左手手腕三条伤口，动脉断裂。韩栋梁右手手腕三条伤口。两人被送往县城医院，罗四妮因失血过多，于次日凌晨死亡。韩栋梁尚有生命体征，目前尚在重症监护。目前，犯罪嫌疑人罗四妮丈夫张胜高已经被收容审查。 案情尚在调查。 罗四妮死了。 鼻子酸，眼睛酸，心口疼痛。我有片刻的恍惚。 年轻的刑警问我是否替韩栋梁和罗四妮传递过物品，信件。 那一段难忘的支教时光，一直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一本书。《追风筝的人》。还有那一双纸上的眼睛。墙上的眼睛。杨树上的眼睛。 罗四妮噙满泪水的眼睛。 刑警连续跟了我两天，把我在陈集学校和郭庄的过程了解清楚，便说要回去了。得知我并未涉及此案，总编很高兴，说：“把我给吓的。既然现在什么事也没有，那一定得庆祝一下，也为两位远道而来的刑警洗洗风尘。” 边吃饭，边闲聊。 没有人在意那个叫罗四妮的女人。 虽然我们谈的大都是这个案子的事，但气氛已经不再沉重。年轻的刑警不会喝酒，但碍于总编的盛情，喝了一杯后，表情很是嘲讽地说，韩栋梁上课前，每次都会让学生闭目一分钟，让学生相信天上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做的每一件事，那双眼睛都看得见。 那个年长的刑警话不多，只是吃菜，忽然，他问我，丁记者，您帮韩栋梁传递东西时，有没有发现什么？ 我一愣，说，没有。 年轻的刑警说，罗四妮邻居反映，罗四妮一字不识，去田里地里都要在箩筐里放一个布袋，布袋里放一本书。你说……你说这个女人，她想什么呢？可笑！ 我站起来，端起他面前的酒杯，泼到他脸上，吼了他一句：你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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